由减免所得税、提高进口关税、驱逐非法移民以及低利率等组成的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新一任期的经济政策矩阵,必然对经济增长与就业形成正面激励,但同时也会招来通货膨胀的反噬风险。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短期看,上述政策可能导致美国的通胀率在2026年上升到6%~9.3%,而没有这些政策的基线估计为1.9%。长期看买股票可以杠杆吗,美国密歇根大学最新发布的5年期通胀预期终值调查读数升至3.2%,超出近年来2.9%~3.1%的窄幅波动区间,同时距离金融危机以来3.3%的最高峰值仅一步之遥。
减税造就需求拉动式通胀
《减税与就业法案》被视为特朗普第一任期政策创新的核心成果之一,这项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21%,并对个人所得税实行暂时性减税政策。进入第二任期,特朗普计划将企业所得税税率由21%进一步降到20%,并将在美国生产产品的企业的所得税率降到15%。而在个人所得税方面,特朗普不仅会延长即将于2025年底到期的减税时限,而且趋向于将政策优惠的暂时性升级为永久化。不仅如此,特朗普主张免除某些类型的收入税,比如加班费、小费和养老金福利等收入。
从个人到企业全面减税,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所得,从而刺激消费,也能够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增大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增加就业,但消费能力的扩大也可能拉动物价上涨,诱发出需求拉动式通胀,同时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在带动原材料、燃料等生产资料需求和价格上涨的同时,还会增大劳动力需求口径,在劳动市场生成有利于供给方的竞争格局,并刺激出工资上涨的主观需求和未来预期,最终极有可能培育出工资-物价上涨的螺旋机制。
在引起需求侧通胀的同时,减税还必然导致公共收入的流失,使得本已承压的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更加高企。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将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削减永久化,从2027年开始,每年美国的税收基础将损失约400亿美元,同期加班费、小费免收联邦税将令美国政府再损失2270亿美元收入,算上企业所得税减免,减税政策或在未来十年总共减少7.8万亿美元的税收。就此,宾大-沃顿预算模型研究中心估计,减税计划将在未来10年内新增5.8万亿美元赤字,而为了弥补收支缺口,特朗普会增大国债发行规模,美国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预测,2035财年,特朗普的减税政策将使债务增加7.75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43%。当然,赤字增升也罢,债务扩张如是,无一例外地都会稀释与损害美元信用,进而令美元承压,而美元走弱所关联出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物价上涨。
提高关税催生成本推动型通胀
考虑到了减税必然导致政府收入的流失进而加大财政赤字的客观结果,特朗普在提出彻底废除联邦所得税设想的同时,希望用关税来取代联邦所得税并使进口关税成为政府的最主要税收来源。按照计划,特朗普政府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关税,对来自墨西哥与加拿大的商品征收20%~25%的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甚至更高的关税,为此,特朗普还创设一个专门负责征收进口关税的“对外税务局”。
鉴于税征的覆盖面广泛且幅度较大,不少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只是将税收工具作为贸易谈判威胁对方的筹码,而不见得会真正落地,但必须看到,由于减税导致的财政窟窿很大,而且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特朗普也摆脱了“跛脚鸭”的总统状态,其政策实施起来几乎是一路绿灯,因此其征收进口关税的设想很大概率会全面落地,唯一存有悬念的只是加税幅度问题。
关税的实质是对美国消费者征税,高额的关税只会推高美国国内的物价。按照美国零售联合会的最新报告,特朗普新任期内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可能会大幅提高服装、玩具、家具、家用电器、鞋类和旅游用品的价格,美国消费者每年可能损失460亿至780亿美元的消费能力,或每户损失362~624美元。另据安联保险公司的研究估计,全面实施关税改革将使美国的实际关税税率从目前的2.3%升至17.7%,创出193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受到影响,普通美国家庭每年将为消费增加约4000美元的支出。同样,高盛的分析指出,普遍征收10%的关税有可能使美国通胀率推升至3%,并将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抬高0.9~1.2个百分点,若同时对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其带来的进口价格涨幅如果完全转嫁给消费者,进口商品价格未来将上涨11%,对应CPI上涨1.9个百分点。
驱逐非法移民助长工资推动型通胀
不同于上一任期内仅仅修建“边境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第二任期内特朗普在政策筹谋上显得更为主动,其驱逐非法移民的态度与决心格外鲜明,因此,在依靠紧急状态下的权力以及州和地方领导人来实施驱逐非法移民计划的同时,特朗普表示还将动用军队。追踪发现,上一次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的行动发生在艾森豪威尔任美国总统时期,总共驱逐非法移民人数130万,相较而言,特朗普将开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强硬的非法移民驱逐计划。
数据显示,近年来美国非法移民一直呈上升趋势,按照左翼组织美国进步中心的估计,目前活跃于美国的非法移民人数约为1130万,约占美国移民人口的23%,占美国总人口的3.3%;非法移民人数构成中,有约830万为劳动力人口,约占同期移民劳动力人口的28%,约占同期美国劳动力人口的5%;另外,最近几年美国国内的就业增长主要来自外国出生的工人,他们目前占美国所有雇员的19.5%,非法移民新增就业人数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据此,美国全国性招聘机构AtWork Group预测,驱逐非法移民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多达100万个难以填补的潜在职位空缺,进而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紧张程度,并抬高企业用工成本与推升工资价格。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若将所有的劳动力非法移民人口驱逐,2025年美国通胀将上升2.2个百分点;若全部驱逐,通胀将更为严重。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目前非法移民就业人口主要集中的农业、建筑业、低端服务业等行业,恰巧是美国劳动力供给最为短缺的领域,对于缓解通胀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美国移民委员会统计,美国农业行业中有25.3%的工人是移民,建筑行业1/4的工人是移民,全国15.6%的护士和27.7%的医疗助理是移民。因此,在AtWork Group看来,驱逐非法移民的结果是,美国的农业与建筑行业将分别失去1/8的工人,医疗护理行业也将失去约1/9的专业人员,到时不仅建筑成本价格被推高,新房建设与交付无奈推迟,美国粮食生产将受到损害,粮价也会一路走高,同时医疗服务供给变得日益短缺,服务价格将变得更为昂贵。
低利率与弱美元溢出货币贬值型通胀
在过去四年国内物价水平创出40多年的最大涨幅后,美国通货膨胀今年以来开始出现缓解趋势,美联储也迈开了“渐渐降息”的步伐,联邦基准利率水平从最高点的5.25%~5.50%回落至目前的4.5%~4.75%,而且不排除还有降低的可能。尽管如此,特朗普认为美联储的降息速度太慢,利率应当大幅降低,美联储因此面临不小的压力。
目前来看,美国消费者物价水平虽然在朝着2%的政策目标运动,但距离依旧较远(在3%附近波动),通胀仍然具有一定黏性;而动态地看,税收减免、提高关税以及驱逐非法移民等又可能构成通胀未来再度上行的综合力量,因此,在未来降息问题上,美联储必然会更趋谨慎,且这种态度在奉行政治独立性的鲍威尔执掌美联储期间也将显得更为鲜明。然而,鲍威尔的任期将于2026年5月结束,美联储理事库格勒也将于2026年1月任职期满,同时美联储监督副主席巴尔也将于2026年7月结束任期,这意味着到时美联储主席在内的七位理事中,特朗普至少可以挑选到三名如意人选,比先前更激进地放松利率将是美联储政策所指的主要方向,美联储的独立性同时可能受到解构。只是需要明确的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美联储会在通胀水平过于严重时采取限制措施,如果这样的认知被扭曲和破坏,意味着更高的通胀将会来临。
还需强调的是,特朗普一直都是“弱美元”的最大拥趸,且始终认为美元价格太高损害了美国出口并加剧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就此,新任期内特朗普势必将推行美元贬值政策。在逼迫美联储激进降息以带动美元收益率走低的同时,特朗普很有可能运用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对汇率进行直接干预,必要时通过谈判对贸易国家施加压力。历史上,尼克松总统通过签署《史密森协定》成功迫使贸易伙伴接受了美元的贬值,里根总统同样凭借《广场协议》的签署让美元进入贬值通道,而在故技重施上,特朗普的凌厉操盘风格绝对不弱于前辈,美元走弱在特朗普新任期内将是大概率的事情,由此引起的货币贬值性通胀也将不可避免。
创新政策的通胀缓释效果较为有限
特朗普的减税政策以经济学的“拉弗曲线”原理为基本圭臬,即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并不会带来新的财政赤字。但事实是,即便减税带来相应的经济增长,但新增税收也未必能够填平财政收支缺口,而不同于第一任期内减税幅度高达14%,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降幅最多只有6%,减税明显存在着边际递减效应,由此产生增量财政赤字的风险非常大。此外,任期内特朗普还要在国土安全、国防和城市重建项目等领域增加列支,外加为提振制造业所提供的巨额市场补贴,财政赤字很难出现好转的趋势。而只要财政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便有了走软的基础,并不排除生成货币贬值型通胀。
连同提高进口关税在内,特朗普减税的重要目的指向之一就是吸引与倒逼企业到美国设厂投资,从而重振美国制造业。按照特朗普经济学的逻辑,只要在税收杠杆的撬动下实现了美国本土制造能力的扩张,就可以向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供给侧的力量便会对价格形成下拉,从而避免通货膨胀。但必须认识到,即便是企业在税收信号的引导下将生产能力迁至美国,其厂房建设也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甚至到特朗普新任期结束时,这些企业也未必能够真正迁回美国,所能产生的增量替代与供给能力其实非常有限。
另外,即使是企业在美国完成了范围内的全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美国也难有较为齐全的配套产业链,在支付较高国际物流成本的同时,国内劳动力成本还不具竞争优势,最终本土终端产品价格相较进口产品也会更高;不仅如此,除产品供给因素外,通胀还有工资价格上涨、供应链断裂、货币发行泛滥等多重牵引与驱动力量,在其他因素尤其是货币政策未能构成支援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单一之力而防控通胀,未必能够看到真正的成效。
作为降低通胀风险的另一个重要认知,特朗普相信只要扩大国内能源供应,就可以让通胀率降至或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而为了加快在土地上钻探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步伐,特朗普不仅要废除拜登的清洁能源计划,取消针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的限制,同时要放松对化石能源开采的管制,取消对出租联邦土地用于煤炭开采的禁令,取消北极部分地区永久性禁止油气钻探的禁令,并主张废除民主党执政期间的电动车强制政策,且将这一主张写入了共和党的党纲。
的确,石油等上游能源是市场价格的关键影响力,而且美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同时石油可采资源总量达1.66万亿桶,天然气技术可采资源总量为40.3万亿立方英尺,通过加大开采力度进而扩大油气资源的供应的确能够对物价水平构成下拉影响。按照权威研究机构的报告,若特朗普的原油开采计划能让油价降至50美元/桶左右,可带动美国通胀下行1.2个百分点。
但必须看到的是,无论是新矿还是油气田,寻找、开发和启动一个新项目的周期很长,通常都要超过十年,并且发现新的油气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开发难度和成本也在增加,乃至过去八年油气行业的发现率继续下降,持续多年的勘探投资不足只会进一步延后新供给上线的时间表,多种因素共振可能使特朗普试图构建起来的能源供给与通货膨胀因果链难以成型见效。不仅如此,国际市场石油价格也不完全由美国说了算,尤其是供给方面还有欧佩克等多种强大市场力量的博弈,同时在减税政策引起企业投资扩张的前提下,需求端对油气资源的增加也会拉动价格上行,进而增加成本推动型通胀的控制难度。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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